1991年，由美返台不久，父親身體出現不適，檢查結果已是無法開刀的攝護腺癌，甚至於放射治療也無濟於事，只能保守的治療。父母個性迥異，母親篤信佛教，隨緣隨性隨喜，對生命保持樂觀面對；父親則相當嚴肅，對生命非常珍惜。發病之初，為了避免他受不了打擊，一下子就崩潰垮掉，不得不選擇對他隱瞞病情。
然而，年近八十的人，尤其父親也是聰明人，心裡大概已經有數，突然告訴我：兄弟都已大了，家產也必要做個妥善安排，其中有一甲多地要登記我名下，我想了一想，七個兄弟姊妹之中，我身為醫生，日子算是好過的，若我接受了這一甲地，日後賣掉了，脫離不了變賣祖產的惡名；留下來對我而言，似乎也毫無用處，反而多了些稅賦。況且大哥的兒子也沿襲了祖業繼續農耕，心裡一轉念，何不直接交給姪兒？當下就告訴父親我的決定，雖然他有些為難，最後還是聽了我的話。太太也是明理人，個性安分守己，一點也不貪婪，也尊重了我的決定，現在姪兒們仍靠著農耕為生，老農舍雖仍留著，在旁邊蓋了現代化的農舍，三樓一個偌大的臥房空著，姪兒老對我說：「二叔，您退休以後就回來住吧！」雖然我不可能再回去麻煩他們，但心裡戚受得到，他們待我比待自己的父親還要好。
後來，父親終於病倒了，長期臥病在床不能行走，只能留在嘉義老家由姪子們照顧，偶爾姪子拗不過父親的叨念才打電話給我：「阿公在念您了，說『自己兒子在當醫生，卻把我從能走路醫到臥床不起』。」聽了實在令人難過，也只好趁下午下班趕回嘉義，幫父親換換尿管，或推個輪椅在村莊裡逛逛，算是撫慰他失衡的心理。第二天清早，天還沒亮再趕回台北上班，卻也因此常常來回連接兩張超速罰單。
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跑回嘉義一次，這樣重覆一段時間之後，考量不想讓父親不知自己是如何走的，終於告訴他實情。當時，空氣間雖有點悶，他卻超乎我的想像地說：「人，能走的時候，就要盡量走，不要像我，現在想走已經不可能了。」聽完有點鼻酸，但醫生也有這樣束手無策的時候。往後，在台北市內應酬，不管有多遠，都盡量走路回家，套句現在流行的廣告語，我勉勵自己：「能走就走，不要等腳麻掉了，怎麼走？」
十幾年後，母親也倒下了，不管醫生說她有肺癌和胃癌，我幫母親做了決定，不再接受任何切片或積極性治療，都已經過了九十歲，不忍再讓她受多餘的苦。尤其身為醫生，結果會如何，我心裡自然明白，也只好讓她在老家和嘉義地方醫院間往返，照顧長輩的擔子又放在姪子們身上。
現在母親也走了三年，每每和太太談到父母親病倒，老家的姪子們仍舊保留農業社會的親情關係，照顧老病長輩無怨無悔，唯有在那令人懷念的舊社會裡，才能真正能夠「老吾老、「幼吾幼」。反過來說，我兩個女兒都不在身邊，我和太太兩個人該如何去照顧那樣老邁臥病的長輩？不是送老人院就是請外傭吧！等到我們都老了，我們自己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嗎？太太似乎也已領悟了我常掛在嘴上的座右銘哲理：「捨！得！」總在一念之間。
有人說：「人如果怕死，就不知道怎麼生活。人若怕吃虧，就不知道如何施捨。」人如果不捨得，就無所得。
